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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杜琼芳】据《环球时报》记者11日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目前中韩国际客运航班每周实际运行60余班。韩方因对来自中国旅客采取入境检测等加码措施但承接能力有限，取消了部分中韩间往来航班。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1.9%，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1.7%，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0.7%，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0.6%；农副产品类价格上涨1.0%。　　之所以我国将形成退休高潮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是在1962年至1972年这10年，相对应地，在60年以后就出现了退休的高潮期。　　2月1日，一张农夫山泉《杭州区域19升水调价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业内流传。《通知》显示，农夫山泉计划提高杭州市19L规格桶装水的售价，由此前的20元/桶提高至22元/桶，涨幅达10%。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指出，“从消费的角度来讲，住房产业链对上下游和各行业消费带动力都非常强。今年各地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基本上都是5%以上，江苏、辽宁、广东等经济大省要发挥经济稳大盘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说经济大省能够稳定住了，消费能够拉动起来，那么全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基本盘就能够稳定了。”　　研究生招生制度一直是“笔试+复试”的选拔形式。其中，笔试重在考察基本知识储备，复试则是对学术、科研等综合能力的考察。但在“二次高考”等错误认知的影响下，笔试成绩被默认为“核心成绩”，甚至是唯一的标尺，大规模地刷题、机械式地复习，让考研变得更加“应试化”、“高考化”。　　除明显的跨校联动外，本校履新者也不在少数。比如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双双更换，该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兰恒斌任校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海阳任校长。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黄泰岩任校党委书记，复旦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裘新任校党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丁奎岭任校长等。　　记者从航天九院获悉，航天九院13所两光公司为实验舱GNC分系统研制了光纤惯性测量组合主要用于测量舱体的角速率和加速度，实现舱体在高速运行中的精准测量，助力“问天”与“天和”实现精准对接。这是该所百余位研制人员多年持续创新攻关、精益求精打造出的精品。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如何应对？。。。。

1982年，中国第一张为外科手术而设的重症监护病床在北京协和医院建成。1994年，杜斌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完成了八年制培养，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杜斌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重症医学工作，并着手创建了医院内科ICU。

在医学领域，杜斌被称为国内的“重症八仙”之一，几乎参与了国内所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2020年1月18日，作为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杜斌第一时间进驻新冠疫情的风暴眼——武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杜斌说，他不是公共卫生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长是危重病人的救治，但是从2003年的SARS，到如今亲历新冠大流行，他也开始思考，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应对下一次可能的公共卫生危机。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说。图/受访者供图

一些专家呼吁，新冠疫情暴露了中国重症医疗资源的不足，疫情后应该加大投入，但杜斌并不这么认为。在医疗资源整体有限的情况下，他强调，应通盘考虑，更好应对下一次公卫危机的关键，不在于激进扩建设施，而是如何培养人才、缩小医院间诊疗水平的差距，在紧急状态下做好扩容。

不同地区医疗水平差别大是主要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新冠疫情三年中，对于不同区域间医疗资源的差距，尤其是重症医学学科的差距，你有怎样的感受？

杜斌：2020年，我最先去了武汉，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定点医院指导危重病人救治，而后又去了哈尔滨、乌鲁木齐、青岛、满洲里、石家庄、通化等城市，2022年上半年参与了上海奥密克戎疫情的救治。

医疗资源天然不平衡，在全球都是如此。我没有去过特别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但是，就我看到的县级医院，尤其是东南各省市的县级医院而言，重症医学科的床位数量和医疗设备的地区差异不太明显。

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医疗救治水平的差别的确非常大。这种差距，倒不是说不会一个具体的操作比如气管插管，而是掌握的知识和治疗理念的水平有高低。

不过，我也能理解，这是很现实的情况。如果基层的医生能力比较强、得到了好的培训，他就有很大的可能离开基层医疗机构，比如通过报考研究生的方式。近年来，国家卫健委一直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也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减少区域间、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在医疗水平上的差距，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临床治疗的标准化或同质化，被公认为是医学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些年你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中国重症医学发展中的最大短板是人才培养。中国重症医学人员的现状是怎样的？你认为应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杜斌：中国重症医学人员数量确实是不够的，这与疫情来不来没有关系。重症监护室，是一个医疗和护理强度要求都很高的科室，因此所配备的医护人员数量也比较多。

以英国为例，一张ICU床位至少要配置7名护理人员，但在国内，即便我们要求一张ICU床位配置2.5~3名护士，绝大多数医院依然很难达标。尤其是出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在ICU救治的时候，人员短缺问题就暴露得更为突出。

在政策上，原来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是没有重症医学的住院医师规培制度，不过，2020年跟国家卫健委反映后，已得到解决。当然，我们会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应去想想怎么吸引年轻医生加入到重症学科中来，怎样培养出合格的医生和护士。

在发达国家，比如德国，社区诊所、小规模的医院和大医院之间，医生的水平固然有差别，但都在一定水准之上。我觉得不同国家间的差距是从医学教育开始的。我们的医学院教学水平差别很大，而且教师们面临着很大的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如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开展科研项目的压力，难以全心全意教授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重科研的评价体系，对于临床医生这一群体来说，会不会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甚至会影响他们在临床诊疗能力方面的发展？

杜斌：我觉得会。我有时候愿意说一些“风凉话”或者是抱怨的话。现在任何一家医院，都要求医生又会看病、又会写文章、又会得奖、又会教书，又会申请基金和课题，如果什么都会，为什么还在这个医院待着？

在当下评价体系当中，不同医生、不同专科之间的诊疗水平很难衡量，因此最容易被量化的指标就成了评价的“尺子”，这包括论文、基金课题数量、奖项等。但是，我们的体系需要允许医务人员在职业道路上差异化发展，从事科学研究要基于兴趣。真正能够引领学科发展、做出创新发现的人是很少的。

如果一个医生醉心于教学，能够培养出很好的医学生和年轻医生，哪怕不从事科学研究，他也是一名合格的医生。正是因为采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才有这么多医生会花钱买论文，导致这些年国内被撤稿的医学论文很多，在科研诚信上出了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说。图/受访者供图

盲目扩容，可能带来资源闲置和浪费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带来的医疗基建扩张？比如兴建一些传染病医院，扩建医院ICU病床数量，大量购置呼吸机、监护仪、除颤仪等设备。该如何做好“平战结合”，避免资源浪费？

杜斌：这是现实，但我不认为是对的。我觉得这一轮扩张之后，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浪费。我知道有好多医院的呼吸机已经闲置了。

很多传染病专科医院平时很难生存。在东部某个省份，平时，政府要求全市的艾滋病病人都要转到市传染病专科医院，不然该医院就没有病人。但当疫情来临时，医院却应对不过来，“平时”和“战时”状态差别很大。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在综合医院中建设和加强感染科，感染科平时运转压力更小，而且医院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有关如何建设传染病救治体系，在国内学术界和管理界一直存在争议。

今年疫情中，也有一些地方要求扩建ICU床位数。在我看来，ICU床位数应该占到医院总床位数的8%还是10%，这一要求应该基于科学测算，而不是“拍脑袋”的结果。现在大医院的ICU床位数占比不足5％，如果要扩容到10％，首先面临的障碍就是没有这么多医护人员，提供高质量的重症医学医疗护理服务。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重症病人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资源闲置，或者收治一些本来不需要住ICU的病人。

当然，在突发公卫事件和灾难性事故中，需要有效对床位数、救治设施、空间等进行扩容，并且建立一个应急预案机制，让扩容后的医疗机构平稳运转，能够保证医疗和护理的质量，就可以了。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12月，“新十条”发布后，疫情防控的阵地转移到医院，政府也的确加快了重症救治设施的紧急扩容。应急事件中，ICU床位和设备这些硬件是可以短期快速增加的，但是人员问题怎么解决？

杜斌：中国医疗资源整体上配置是比较少的，这是很多专科面临的问题。比如，国外800~1000张床的医院，员工可以上万；而我们现在5000张床的医院，有些员工也只有5000名。但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在医疗资源充沛的国家，比如美国，真到面对大流行的时候，医院依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出现医疗挤兑的情况。

我们不可能在平时就准备好足够的人力和资源，然后自信地说，无论什么样的疫情或者灾难事件发生，我们都足以应对，这是不现实的。

如果平时没有足够的医疗工作量，医护人员无法持续提高知识和技能的话，他们的能力慢慢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盲目增加人力，不是好的做法。

应急状态下，床位扩容后，如何相应地补足重症医护人员人手不足的问题，各家医院都有各自的做法。一种较为主要的经验是，让重症专科的医护人员担任小组长，带领其他专科的医生，后者可以分担一些医疗工作，比如说，麻醉科医生通常很擅长气管插管。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疫情高峰期间，就你所在的医院来看，重症监护病房的紧急扩容开展是否顺利？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或者困难？

杜斌：我觉得把普通病房转化成ICU并不太难。只要有床位，有压缩空气和氧气，在床位旁边放一个监护仪、放个呼吸机，普通病床分分钟就变成一个简易的ICU床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更复杂的东西。

难处仍然在于重症医务人员的匮乏，在于怎样去管理病床、如何划定收治的标准、如何保证扩张之后的ICU护理安全。

北京协和医院应对得还可以。我们把病人分成几类，单纯用氧疗的或者用无创呼吸机的可以在普通病房；能收治到呼吸ICU、内科ICU和综合ICU的病人，基本上全部都是需要上气管插管或者用ECMO的危重病人，主要还是要靠科学的预案去支撑，根据医院情况去协调资源。

老龄化不一定加剧重症资源失衡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35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30%。中国ICU资源的供给现状是怎样的？ICU作为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科室，你认为该如何应对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增长？

杜斌：如果从绝对床位数来说，中国的ICU病床是少的。国家卫健委有关领导去年年底说，全国ICU床位总数已达13.81万张，接近10张/10万人的水平，其中很多ICU床位数是临时增加的，并非长久设置。

根据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2016年的普查，中国每10万人拥有的ICU床位数平均为3.19张，不过这个调查没有将专科ICU算进来，综合ICU与专科ICU的床位数大致持平，实际应该是再翻一倍。可以做个对比，美国的重症床位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每10万人大概有34张ICU床位，其次是德国，大概每10万人有29张ICU病床。

杜斌认为从绝对床位数来说，中国的ICU病床是少的

不过，在我看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很难简单得出结论，认为重症医疗资源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供给就会越来越不足。

英国每10万人的ICU病床数量是6.6张，跟中国差不多。有人比较过英国和美国ICU收治的病人的危重程度，床位数更少的英国，显然收治的病人危重程度比美国更高；美国ICU床位使用率大约是80%，其中上呼吸机的病人也就一半左右。

重症监护病房占用率是供需间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随着收治标准变化，ICU资源供给是有弹性的。如果ICU病床数量不足，一些较轻的病人不再收治进来，依然可以腾出一定的床位。更何况，ICU里面一直存在着“压床”的问题，也就是一些病人长期依赖呼吸机等生命支持设备维持生命。

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史，公共应急事件都是这个专科重要的推动力量。比如，2003年SARS之后，中国公立医院开始了一轮扩张潮，ICU也成为医院评级的重要指标，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你看来，新冠疫情对重症医学带来的影响是怎样的？

杜斌：总体来说，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促进了重症医学的专科发展。包括政府、医疗卫生界、老百姓，对重症都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认可；政府的确对重症也有了一些资源的投入，这些都会促进学科的发展。

但是，在短时间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专科都不可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或是增加。因为一个专科得到的医疗资源显著增多，就意味着其他专科的资源显著减少。因此，在重症医学医疗资源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如何谋划重症医学的学科发展，其实是摆在重症医学医务人员面前的实际难题。

中国新闻周刊：经历过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你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能够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以便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杜斌：我们知道疫苗很重要，药物也很重要。但是，下次我们能不能有很好的预测模型？

比如说一波流行冲击来临时，病人数量有多少、持续多久，重症病人有多少、会在何时出现，需要多少物资准备和人员配备，这对于重症医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最艰难的时间是一天，还是将持续一个月，差别很大。合理的预期能够让我们更加科学、有序地进行医疗资源的调配和应对。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要认识到我们不是只看大流行这一种病。当某种疫情来临时，把多少资源放在当下流行的疾病上，多少资源放在其他疾病上，我们要做好统筹和协调。2020年初，疫情早期的时候，肿瘤病人、血液透析等病人的医疗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而且，其他地方后来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问题。

记者：彭丹妮（pengdannie@163.com）

实习生：李金津